彭劲秀评论杨松林《关于“饿死三千万”》一书
听说杨松林先生写了一本名为《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的书，将于今年10月出版。作为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对这段历史当然是非常关注的。我渴望早日拜读这部披露大饥荒“真相”的大作。
虽然此书尚未问世，但是我已经获知了此书的主旨。因为，在《真相》出版之前，我从网络上阅读了高粱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
读了高粱的序言，很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现仅就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与高粱先生商榷。
请不要再冤枉老天爷了
高粱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粮食产量锐减，……”。可以看出，高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才引发了大饥荒，或曰“三年天灾”是大饥荒产生的主因，其次才是“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等等。
人所共知，大饥荒虽然发生在1959年—1961年，但是，导致大饥荒出现的前因却是1958年“大跃进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造成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互相攀比，争放卫星，亩产从几千斤到几万斤直至十几万斤，以致伟大领袖竟为“粮食多了怎么办”发愁。事情弄到如此地步，怎么能不造成灾难？如曾任《河南日报》记者站长的鲁嘉宾在《大饥荒时期河南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文中说：“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地委副书记、专员——引者注）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这充分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五风”是导致大饥荒的前因，大饥荒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五风”造成的恶果，高粱却颇为得意地说是什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凯歌猛进”，浮夸、折腾到了大批死人的地步，有什么“凯歌”可言？如果硬说“猛进”，也只能是向灾难和死亡猛进！
高粱说“陡然遭遇三年天灾”， 给人一种连续遭遇三年天灾的感觉。但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天灾”？是连续三年的“天灾”吗？高粱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作为过来人，这三年中如果遭遇了什么稍微大些的天灾，为什么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呢？
我不否认三年大饥荒中有些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天灾，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复杂，全国各地每年不可能都是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灾害。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不可能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有过连续三年的大面积、毁灭性的天灾。1981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
杨松林的书是以“真相”命名的，那么就要尊重真相，不要再把人为的错误推卸给大自然、冤枉老天爷了！
对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的质疑
高粱根据该书的数据，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并推崇该书“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云云。
笔者认为，如果认同该书和高粱的观点，那么，有许多史实问题无法解释。
如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披露：“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作为中国政法学院毕业生，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他不可能言之无据地信口开河，况且他专门注明安徽“饿死了400多万人”之说是“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以示负责。
据《南方人物周刊》（2012-5）披露，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利用在北京参加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机会，他决心向中央反映四川饿死人问题。在前门饭店的住地，他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了3个小时。胡耀邦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想办法把廖伯康和曾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饥荒情况的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到了杨尚昆。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因为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
2010年1月11日，历时16年编撰的党史第二卷出版。作为官修党史，首次确认了“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而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回答新京报记者问时曾说，早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就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这一数据。
不仅如此，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之说与史实不符
高粱说：“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好像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饥荒，事实并非如此。
据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披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即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是不愿意。尤其是农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干群关系也突然紧张起来。一九五六年安徽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就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两倍。”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虽然没有饿死多少人的情况发生，但许多农民吃不饱肚子，整天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确是事实。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偷盗哄抢，1955年4月6日到9日，我的家乡萧县发生五起大规模群体性聚众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被殴打干部39人，其中14人伤势严重。公安厅给省委、公安部的报告说：“发生抢粮的原因是：主要是粮食定价偏高，统购数字偏大，群众留粮过少，粮食供应先松后紧，以及干部强迫命令，激起群众不满，反革命份子乘机煽动所致。”事发后，省地县委立即派人处理，增加供应粮食1050万斤，同时逮捕抢粮的108人，其中为首的四名公审枪决。
尹文认为“这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先是虚报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强迫（包括打骂、捆绑、非法关押）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群众愤怒。被逮捕的108个‘反坏份子’，包括那四个被枪决的人，原来的身份，都不是‘四类份子’，而是农民。”
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安徽发生暴乱16起，有3000多农民参加，公开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以县乡政府为主要攻击对象。暴乱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
3月25日，宣城县8个农业合作社495户、659个农民到粮站哄抢粮食，抢走粮食38049斤，打伤粮站干部5人，公安厅长邢浩亲自带领干警前去制止处理，逮捕为首者11人，勒令参与哄抢的群众自动退回被哄抢粮食（退回1万多斤），同时，要求当地政府返还多征购的粮食五万斤，发放贷款8000多元，给没钱买粮的群众买粮，平息了了这起事件。
1957年4月7日，省公安厅向省委、公安部的情况报告说：“本年一、二两个月，我省芜湖、肥西、宿县、蒙城、枞阳等县，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89起，哄抢粮食事件271起，参与群众4.5万人，抢去粮食599654斤，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
据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报道，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平乐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外出湖南省永江县一带购买杂粮的4003人。因灾卖送子女的145户156人。因灾引起夫妻离散的22户。因灾妇女早婚的8人。因灾拍卖家具、衣服、被褥、蚊帐的1901户。”(平乐档案馆馆藏《平乐县1956年上半年救灾工作总结》)
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